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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第二十四期禮學沙龍：從齊家到經世若何能夠
來源：“燕園禮學”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十九日庚寅
耶穌2019年4月23日
2019年3月24日下戰書，由北京年夜學禮學研討中間主辦的第二十四期禮學沙龍在北京年夜學靜園二院208舉行。本次沙龍的主題為“從齊家到經世若何能夠——曾國藩等晚清湖南理學家的思慮”，南開年夜學哲學院副傳授范廣欣主講，北京年夜學哲學系傳授吳飛掌管，北京年夜學哲學系傳授李猛、北京年夜學社會學系副傳授田耕、北京年夜學教導學院傳授劉云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討所助理研討員李曉璇博士參加討論。
范廣欣老師
在吳飛老師對范廣欣老師的學術佈景做了簡要介紹后，報告正式開始。范老師起首對本身報告的問題意識進行說明。他指出，《年夜學》八條目中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后兩者是經世。現代人認為從齊家到經世是一個問題，可是在《年夜學》的語境中這并不構成問題。從齊家到經世成為一個問題，是在秦統一之后。秦統一之前的封建之世，卿年夜夫有家，家自己就是封建軌制中的一個政治單位；而秦統一之后，家不再是封建單位，從齊家到經世也就成為問題。范老師引進比較東方政治思惟的視角指出，東方古典的傳統和現代的不受拘束主義則都認為，家庭和國家之間存在斷層，家內的關系與政治關系判然不同，政治關系是國民與國民的關系，而家內關系是作為父親的家長和家庭成員以及被他統治的家庭成員的關系，在盧梭看來，家庭是天然社會，而非契約社會，因此家庭長短政治的；霍布斯則認為家庭本質上是馴服關系，屬于天然社會。國家是公，家庭意味著私，這一懂得不僅影響了東方世界，也對現代中國人懂得家內家外關系產生深入的影響。回到中國的視野之中教學，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統一與獨立遭遇威脅，國家面臨政治危機。在救亡的過程中，產生了先國后家、個體為國家犧牲的平易近族主義思緒。范老師指出，與上述思緒分歧，儒家即使在封建制崩潰以后，主流仍然堅持家、國、全國的貫通，并且認為個體為群體貢獻，也是通過先家后國、由內而外、層層遞進的方法。這一思緒下，處理好家庭關系是治國經世的需要條件。據此，范老師點明了本次講座基礎的問題意識：為何儒家對于家庭關系的懂得與東方古典、近現代不受拘束主義以及中國現代的平易近族主義的解讀這般分歧，其理據安在？其對于當代中國人考慮家庭的關系能否具有借鑒意義？
沙龍現場
基于這一問題意識，范老師進進到講座的主體部門。他嘗試以梳理曾國藩、羅澤南、郭嵩燾與劉蓉等晚清湖南理學家的思慮與實踐作為切進口，為這一問題供給反思。在其看來，曾國藩等人不僅僅是思惟家，並且是政治家，在傳統社會面臨崩潰崩潰的佈景下，動用儒家的傳統的精力資源應對這一危機。范老師起首對羅澤南、郭嵩燾與劉蓉三人生平與基礎思惟情況作了介紹。羅澤南是創立湘軍的關鍵人物，他特別強調家庭關系對于政治領袖不成忽視的意義，范老師通過剖析羅澤南對于周公的批評，展現了他的這一思惟傾向。羅澤南認為周公誅管蔡遠不如舜對待本身的兄弟高超，因為政治領袖的家內關系不成防止地具有政治意義，政治領袖除了要打擊外敵，還要樹立榜樣，假如為了一兩場政治斗爭而無情地損害家人，會動搖政治次序的基礎。而郭嵩燾則特別強調齊家與治國的關聯，在其看來齊家與治國共通的原則在于教化，教化是以說服教導而非暴力強迫的方法為主。從儒家的觀點出發，管理大師庭甚至家族和管理國家一樣，都觸及到處理各種人際關系，包含奴仆和雇傭人員。是以，領導人物在治理大師庭的過程中，就可以鍛煉治國的才干。郭嵩燾認為齊家與治國的關鍵在于“機”，他結合朱子與周敦頤的解釋，將機闡發為圣人之醞釀，意即機是圣人捉住關鍵時刻、做出全局性設定那個創立軌制的關鍵點。羅澤南對于品德權威的重視、郭嵩燾對于教化的強調與曾國藩的見解有很強的類似性，范老師認為，勾連他們之間類似性的關鍵人物恰是劉蓉。湘軍草創之時，曾國藩與同寅相處多有不順，是劉蓉寫信給他，忠言其要用對待家人的態度對待同寅，齊心協力對付承平軍。在范老師看來，雖然三人都強調齊家，可是羅澤南的君主齊家與郭嵩燾的士年夜夫齊家都是從家長領袖的角度出發談齊家問題，而劉蓉在書信中給曾國藩的定位并不是家長而是兄長。既為兄長，則不克不及運用家長的權威，也沒有官職的稱號，所以舞蹈場地不克不及發號施令，因為只要品德和感情的氣力可以依附。這是他勸導曾國藩“待同寅如家人”的意義地點。上述三者的配合特點在于，他們都認為至多在統一陣營內部，應該像在家庭內部一樣，要以說服教導，而非強制的方法。這一點對曾國藩后來的思慮與實踐產生了很年夜的影響。
范老師指出，曾國藩雖然也是程朱理學出生，但他對于家內私密空間關系的思慮卻具有程朱理學家不具備的特點。他認為不克不及光靠品德修養，而是要以禮學為依據。曾國藩的禮學以程朱理學以基礎框架，融貫經史，方式上則兼采漢宋。在聚會場地曾國藩這里，程朱理學是士年夜夫安居樂業之道，而三禮學則是經世的學問，因為由齊家到經世，僅靠前者是不夠的，必須容納后者的資源。范老師認為曾國藩的禮學經世，根據承平天國戰爭的進程可以分為戰前、戰時與戰后三個階段。家禮在第一個階段與第三個階段都很主要。第一個階段，年夜亂的陰影已經逐漸籠罩，可是天子仍然乾綱獨斷，對于漢族讀書人防備依然很深，只允許讀書人把討論集中在家禮上。在這方面，給曾國藩帶來很年夜啟發的是劉傳瑩。第二個階段，承平軍給原有次序帶來了破壞，在給漢族士人以實現抱負的機會的同時，也打破了他們修持禮儀的從容心態，他們的關注點從家禮轉移到軍禮上來；第三個階段，戰亂逐漸平定，家禮作為重建次序的主要資源從頭回聚會場地到視野中間。在傳統中，國-家與國-全國的關系存在兩種能夠性：一是宗族與家族把私放到公之上，構成與國、全國的對立；二、則是以家族、宗族中對人員、資產的統治關系作為國、全國的基礎，意即家之于國、全國、軍隊的原型的意義。范老師認為，曾國藩特別重視后者，這點從曾國藩在治軍中特別強調軍官之于兵士應如父兄之于兄弟（既關愛有加又有尊卑高低）、請求兵士在戰爭間歇進行農務勞動以堅持淳樸氣質等可一窺其要。
隨后范老師通過引進曾國藩與劉傳瑩交游經歷，進進曾國藩家教禮學經世思惟的脈絡。道光年間曾氏在京為官，對他影響最年夜的一位同寅是劉傳瑩。在二人相識(道光二十六年)之前，曾國藩已經在古文高低過不少工夫，追隨唐鑒數年，理學也打下了基礎，可是與劉傳瑩的來往，才使他加深了對考據學的認識，并接觸到一些他后來推重備至的禮學著作——如江永的《禮書綱目》。劉傳瑩辭官歸里后，曾國藩在寫給他的序中表現，歸里之行不是歸隱，而是齊家的新起點。兩個人當時約定，不再把精神放在書本上，而是從此共享會議室努力于修養平時家居的品行，因為這才是儒者的最基礎。惋惜，劉傳瑩歸去不久就因病辭世，曾國藩為他寫的家傳卻對他回鄉以后短短時間內的作為年夜加褒揚，當作他平生最值得紀念的成績。曾國藩認為，劉傳瑩用漢學家之能，綜合于倫常日用之理，找到一個恰到好處的方法處理具體的問題，同時以求得當于朱子。在這里可以看到，漢學研討的重點也發生轉變，從古書轉變為現實人生，是把內部事物當做研討的新文本。戰爭時以倫常日用為主，亂世時則運用于平亂御物的事功。梁啟超幾回再三可惜漢學不曾把其治經方式運用到學術之外。但其實具體的轉向已經在道光年間展開了。朱子被重視，也不是因為心性之學，而是因為其品德實踐和對三禮的收拾與掌握。
范廣欣老師
1859年，曾國藩闡述經世主張的時候，還強調考據的主要性：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考據雖然對于品德的探討感化無限，但其長處在于探討若何把品德原則轉化為現實中具體的行事依據，考據的對象不僅僅有經典，還有各種史書和政書。關鍵不在具體問題總結，還在總結廣泛性的規律。這使得戰爭時代無權無位的士年夜夫也可以通過修身、齊家的實踐對治國、平全講座場地國的基礎道理有所掌握。而在危機來臨之際，傳統理學家有的是品德勇氣，卻能夠缺乏應變的準備。對曾國藩、劉傳瑩來說，修、齊與治、平關系親密，先自治后治人，國是家的擴年夜，私家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沒有截然的界線，禮作為無所不包的規范強調的恰是這一點。同時，范老師指出，雖然考據是經學的基礎方式，必須通過考據才幹恢復現代典章軌制和禮儀風俗的原貌，可是考據的結果能否能夠運用于當時的實踐，歸根究竟，還是由決策者根據其本身對于品德原則和時勢的心得體會作出判斷。范老師總結了曾國藩禮學齊家的兩個特點：方式上兼采漢宋，強調實踐必須有經典的依據，同時又是在具體情境中落實程朱禮學的廣泛品德原則。禮學考核對象不僅包含三禮與著作，還包含各類史書和政書。
隨后，講座進進曾國藩以家禮治軍的部門。范老師從曾國藩的軍禮中“營制”與“營規”兩部門的區分進進這一問題。前者受戚繼光舞蹈教室影響，強調軍隊的紀律；后者則關注對兵士的教化。湘軍營規經常用家族/家庭關系比方軍平易近關系、官兵關系、高低關系，家禮的精力滲透到軍禮中來，以保證軍營內外和諧有序。范老師以曾國藩親自撰寫的《愛平易近歌》為例，來說明營規的這一特點。“愛平易近”是曾國藩對湘軍全體官兵的請求，他在給軍官的批牘中也指出：“愛重蒼生，如待家人。”而營規的貫徹，則有賴于以主帥（曾國藩自己）與各級軍官、各級軍官與兵士構成的舞蹈教室“父兄對後輩”、“師長對學生”這樣的私家倫理關系（尤其是家庭形式）的推廣，靠的是言傳身教，而不是刑賞。曾國藩特別重視在治軍過程中“恩威并重”，但用恩并不僅是普通感情的籠絡，並且要用本身信仰的儒家價值觀念培養人、改革人；用威也不是依附嚴刑峻法舞蹈場地，而是靠修明儒家人與人來往的日常禮節，在不知不覺間使人遭到沾染而產生敬畏之心。從家族倫理出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可以懂得為“父兄對後輩”的態度，“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可以懂得為父兄經營的自我抽像。這樣，湘軍內部的高低關系、官兵關系便轉化為某種家族或大師庭內部的關系，既重感情紐帶和教化效能，又能充足體現長上的權威和尊嚴，可以令行制止。范老師又以咸豐十一年九日曾國藩所作的《勸誡淺語十六條》、羅爾綱1938年所著《湘軍新志》說明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在治軍中對于尊上、愛小樹屋平易近與戒禁惡習的強調。他特別指出，制止擾平易近和戒會議室出租煙賭惡習在曾氏所定營規中自始至終占有極主要的地位，等級關系則不被決心強調，官兵之間“父兄帶後輩”的說法除了等級原因，更凸起的是感情紐帶和品德責任。曾國藩領導湘軍既強調下級對上級的服從，也強調上級以身作則，高低安危與共，以父子、兄弟、師生、伴侶等關系掩飾調劑高低尊卑關系以減少內部沖突與摩擦，增強向心聚協力。據此，范老師總結道，盡管在承平軍戰爭期間曾國藩關注的重點由家禮轉向軍禮，他還是努力將程朱理學強調的家族倫理融進湘軍營規的建設。具體而言，他盼望把湘軍建成一個內部關系緊密、高低齊心的大師族/家庭，也盼望湘軍樹立愛平易近的觀念，獲得國民的支撐，是以努力將家禮的精力貫徹到軍禮之中。
劉云杉老師
范老師接著介紹了曾國藩對家禮的關注與“同治中興”時期的次序重建。平定承平軍以后，清朝進進了“同會議室出租治中興”時期，曾國藩一方面有比較多時間閱讀禮學著作，另一方面積極運用讀書心得和先前以禮齊家、治軍的經驗為中興事業服務。作為處所年夜員，他特別重視禮儀次序的交流重建，包含繼續戰前士年夜夫官員，包含他自己對平易近間日常禮儀所做的探討。范老師指出，曾國藩是以總督的成分探討日常禮儀，是以這件事自己便也不成防止地帶有官方氣息，從而對屬下官紳和蒼生起到了示范感化。范老師以曾國藩親自為兒子設定婚禮、在考據基礎上籌修家廟為例，展現了曾國藩個人的禮儀實踐對于處所的示范意義。范老師隨后指出，除了示范感化以外，曾國藩還積極運用他對宗族禮儀的知識穩定社會關系以為中興事業舞蹈場地服務，此中最凸起的例子見于他對江南提督李朝斌復姓歸宗一事的批文。基于對曾國藩實踐的梳理，范老師共享空間提出了對以往研討中對“同光中興”的認識的反思，他指出，普通認為，“同光中興”和自強運動富國強兵、創辦近代工業有密不成分的關系，甚至有人會把“同光中興”進一個步驟簡化為“洋務運動”，認為重要的動力和資源來自域外。但是作為開創者的曾國藩其實是把相當多的精神放在恢復正統、重建禮儀上，同光中興對他來說起首是禮學的中興，兩者存亡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對于曾國藩來說，同治中興的指導思惟不是“中體西用”而是“禮學中興”，即運用禮學所能整合的資源，恢復傳統政治、社會和宗教次序，重建政教合一的體制。他參與自強運動，創辦江南造船廠，和他從頭講求家禮一樣，是為了給傳統次序輸進新鮮血液，而不是為了改變或替換傳統次序。
最后，范老師總結了本場講座的基礎思緒：下面介紹了三人若何通過著作或通訊，反應了曾氏交游圈對這個問題的思慮，主體部門則重要關注曾氏若何運用家禮為重建社會次序服務。齊家是經世的條件，將家族倫理推廣到政治層面，反應了湖南程朱理學家的配合主張。曾國藩以三禮五禮學齊家，從家禮著手，推動同光中興，反應其漢宋兼采，兼用經史的學術特點。假如說程朱理學指明了人生和政治的慷慨向，那么禮學通過梳理儒家經史學術再現保留于此中的古禮及其沿革，通過在具體事例的基礎上總結規律、尋找常規，便供給了所有的品德和政治實踐的依據。以往的哲學史研討，對晚清湖南禮學家的思慮并不重視，因為其往往把重點放在心性或品德之學上，而晚清湖南理學家在這方面的創獲并不凸起。但假如將孔孟以來的儒家哲學起首視為一種政治哲學的話，以學者成分擔當年夜任的思惟家們的確不容忽視，他們在傳統社會面臨崩潰的最后一刻，動用經史資源面對現代的種種問題，從頭確定傳統儒家的種種價值。他們為什么能夠經歷種種挑戰而從頭確定傳統價值，樹立新的次序，是值得我們沉思的。與程朱理學分歧，三禮五禮之學長期不是哲學史關注的對象，曾國藩等人的思慮被當做是一個歷史問題，而不是哲學問題——也就是說他的思慮與我們當代中國人無關——范老師認為這是有掉偏頗的。程朱理學因為觸及許多可以界定為品德哲學和倫理學的內容，一貫被當做中國哲學史研討的重點，但其實從程朱開始的良多理學家是將相當精神放在三禮五禮之學的收拾與研討之上。能否可以棄置其三禮五禮之學，而只關心其對身心生命的探討，兩者是全然割裂還是相互聯系呢？范老師認為，這是可以進一個步驟思慮的問題。
吳飛老師
出色的報告結束后，沙龍進進討論環節。吳飛老師認為，范老師的演講之出色超越了預期，無論是對曾國藩自己的思惟、湘軍的實踐的梳理，還是對程朱理學的檢討以及對同光中興的從頭評價都是頗具新意、富有啟發。隨后，吳飛老師向范老師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觸及桐城派對曾國藩的影響。吳飛老師指出，范老師在最后提到的對三禮之學的重視一向是程朱理學中的傳統，可是從司馬光的《書儀》到朱子的《家禮》，這些與清代學者尤其是湖南學者長短常分歧的。吳飛老師表現，考慮到曾國藩與唐鑒在學術脈絡上的關聯，而唐鑒的程朱理學并不是宋代的程朱，而是有桐城派的脈絡。那么湖南理學家的禮學實踐與傳統理學教學場地家的差別是不是有桐城派的原因？第二個問題則是關于郭嵩燾。郭嵩燾除了《年夜學章句質疑》之外，還寫過一本《禮記鄭注質疑》，前者是對朱子的，后者是對鄭玄的，那么其自我定位是怎么樣的？從學理上，郭氏應該被放在哪個傳統里考慮？第三個問題是關于講座中提到的李朝斌的問題。李朝斌的問題實際上觸1對1教學及為人後的問題，歷史上有良多討論，曾國藩說翻遍經書找不到根據其實是很希奇的。例如《儀禮·喪服》中的“為人子者為之後”一條就觸及這一問題瑜伽教室，為什么曾國藩沒有從這些出發，盼望能夠獲得范老師的解答。
李猛老師
吳飛老師之后，由李猛老師進行發言。李猛老師說明了他對講座兩個比較深入印象，并據此提出問題。第一，起首是儒家在家國關系的思慮上的特別性。儒家講家國關系，從古到今特別重視家庭在政治及社會上的意義，但把家庭關系放在政治中往考慮，東方也不乏其例。李猛老師認為，問題的焦點不在于能否有家和國之間的關系，而關鍵在于若何厘定落發和國關系，儒家在這方面究竟有什么特別的處所？第二點觸及近代社會面臨的困難。李猛老師表現，他最感興趣的是用家禮治軍的部門，因為這觸及現代國家樹立的問題。從既有的歷史敘述上看，往往會認為曾國藩的思惟與西洋的威脅有關，可是讀曾國藩的著作我們會發現他其實更關心的還是傳統次序的問題。回頭近代思惟，對于中國傳統社會次序特別是以家國一體樹立的所謂年夜學形式，近代是有高度沖突的爭論，此中都會特別強調中間性組織的缺少。中國近代社會在面臨新的內外問題的佈景下，軍隊是一個很是具體的關鍵點。范老師的講座剛才介紹了曾國藩是用家的形式，往樹立一個低本錢、高忠誠度、有戰斗力的軍隊。嚴格來說，這恰是現代國家面臨的焦點問題。曾國藩的經驗其實指向了用傳統的形式導向解決現代問題的思緒。后來國共兩黨在軍隊基礎上樹立的國家形式，與曾國藩用家禮資源治軍有很年夜的類似性。年夜部門歷史學家認為是抗日戰爭才帶來中國國族的形式。可是，受范老師講座的啟發，我們可以再往前看，意即承平軍起義后這個階段，是現代中國晚期一個政治行動的最後形態，這個形態的特點長短雇傭軍的軍隊形式，此中借用了大批家族、親屬、同鄉關系，也就是湘軍形式。范老師剖析的這個形式能夠對于懂得近代中國國家的構成非常關鍵。這個形式能夠走不到頭，可是它至多有用的把某些軍隊組合到了一路。李猛老師盼望范老師能進一個步驟廓清一個問題：當劉蓉建議曾國藩以對待家人的方法往處理軍務，這與《年夜學》綱目所講的“齊家-治國-平全國”中的“齊家”能否完整雷同？考慮到昆弟之間的關系在中國現小樹屋代其實比較像伴侶之間的關系，那么這能否完整算是齊家？中國儒家的家的形式是有兩種，儒家一向想講的是三代分封的形式，特別是三《禮》中有等級次序、地盤分封的家的形式，這與后來講的愛平易近如子、共享會議室彼此照顧等等能否紛歧樣？
田耕老師
田耕老師則指出，如范老師所言，秦統一之后，齊家不再是政治問題。年夜學形式中齊家不是問題，秦統一之后，齊家不再是政治問題。近代，章太炎與“以國為族”的思惟進行論戰。在章太炎看來，以國為族的最年夜弊端是可以不講“族”，地盤、國民、統治權三者統一的話，國地點的處所就自動天生一個族，即不講族也可以實現政治一統的局勢。所以章太炎就將家的聚會場地位置抬得特別高，這是一個反對將國放在家下面的一個論述。應該若何在經學脈絡下懂得這一思緒？第二個問題觸及周公的例子。像周公這樣，為了政治行動的勝利而不得不滅失落本身的弟弟，類似的例子在曾國藩所處的清朝并不鮮見，在政治行動中破壞家的關系，是清朝比較常見的現象。后世的法令把謀反這個東西超脫于任何倫理討論之外，這形成討論上的困難。只要對天子來說，謀反對他具有個人道的層聚會場地面。從這點上來看，講天子的齊家就很是關鍵。最后一個問題，田耕老師針對結論部門提出。曾國藩是強調要在具體情境中往落實理學，可是什么是這些理學家的具體情境？田耕老師認為，這種具體的情境就是他們需求和大批不講理學和沒什么心性修養的人一路同事，理學家若何處理和不講理的人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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